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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技术化本质上是“技术治理”在警务领域的具体运用与展现。为明晰技术化对警务活动的影响，通过引入制度主义视角，并以“规则”为基本单位展开分析，技术化打破了警务实践的操作实态、警务人员的思维观念、警务组织生态在内的调节性规则，但未从根本上改变警务活动本质内核与警务实践行动逻辑在内的构成性规则。然而，在警务技术化进程中，应警惕“技术理性”导致警务实践中“人文情感”式微、“技术焦虑”导致警务实践中“人—机”关系异化、“技术简化”导致警务实践中本源价值偏离的“技术解决主义”陷阱。对此，应明确并摆正警务活动中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走出技术营造的数据空间，深切关注真实的警务实践情境，并由此塑造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对警务技术化的进一步关注，亦应加强技术哲学与实证研究的融合，精准把握其本质特征，耐心审视技术应用的社会实践转化过程及其影响。
Abstract：Technological policing is essentially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manifestation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within the policing domain.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zation on policing activities, this study adopts 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and analyzes “rules” as the fundamental unit. Technologization disrupts regulative rules governing the operational realities of policing practices, the mindset of police personnel, and the ecology of police organizations. However, it does not fundamentally alter constitutive rules, including the essential core of policing activities and the action logic of policing practices. Nevertheless,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policing must guard against the pitfalls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 the erosion of humanistic empathy due to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 the alienation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 stemming from “technological anxiety, ” and the deviation from foundational values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simplification.” To address this, we must clarify and properly positi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y in policing activities. We should move beyond the data-driven spaces created by technology to deeply engage with real policing contexts, thereby shaping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urther attention to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policing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precisely grasping i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patiently examining the process and impact of translating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into social practice.
(1)参见何艳玲、宋锴业:《社会治理的国家逻辑:基于警务改革史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
(2)参见杨志云:《社会治安的政治定位与调控中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警务运行机理的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3)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31页。
(4)参见[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00页。
(5)参见[美]托尔斯坦·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张天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6页。
(6)参见刘永谋:《“技术人员的苏维埃”:凡勃伦技治主义思想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1期。
(7)参见任剑涛:《乘势而上:科技革命时代的技治主义》,《行政论坛》2024年第4期。
(8)参见[美]瓦尔·杜谢克:《技术哲学导论》,张卜天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29页。
(9)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10)孙周兴:《技术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2页。
(11)参见[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郑志勇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4页。
(12)参见田毅鹏、赵志远:《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3期。
(13)参见姬艳涛:《空间技术化:现代警务创新的时空逻辑》《,公安学研究》2022年第3期。
(14)参见许晓:《策略主义:城市化进程中基层警务的运作逻辑——基于G派出所的个案研究》,《公安学研究》2020第2期。
(15)参见张成岗:《技术与现代性研究:技术哲学发展的“相互建构论”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16)参见李小波、李文润:《基层警务技术化:一个现象的解析与梳理》,《公安学研究》2024年第5期。
(17)参见牛津:《技术治理嵌入警察执法:赋能逻辑与规制策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18)参见李小波、李文润:《人工智能在警务应用中的异化及其风险规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4期。
(19)See John Rawls.Two concepts of rules.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55(1).
(20)参见[美]约翰·R·塞尔:《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6页。
(21)参见赵建军:《超越“技术理性批判”》,《哲学研究》2006年第5期。
(22)See Ibo van de Poel,I.Thre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ety,and how they affect the current debate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Human Affairs,2020(4).
(23)参见[荷]马克·舒伦伯格、里克·彼得斯:《算法社会:技术、权力和知识》,王延川、栗鹏飞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63—164页。
(24)参见杨志云:《社会治安的政治定位与调控中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警务运行机理的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25)参见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第9期。
(26)参见雷磊:《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数字法学定位再反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27)参见李小波:《公安学主体论范畴研究》,《公安学研究》2023年第5期。
(28)参见翟岩:《论警察行政执法过程价值取向的偏差与修正:从前端到末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29)参见陈永生:《大数据预测警务的运作机理、风险与法律规制》,《中国法学》2024年第5期。
(30)参见蒋勇:《算法时代警察权的隐性扩张及其应对》,《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4年第1期。
(31)参见韩春梅、姚添、李佳璇:《网络社会警察职权的拓展与调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32)参见雷磊:《新科技时代的法学基本范畴:挑战与回应》,《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
(33)参见李晴、余凌云:《智慧警务模式下警察法授权体系的补足》,《浙江学刊》2021年第1期。
(34)参见艾明、欧凯文:《预测性侦查的权力扩张与程序规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35)在海德格尔看来,上手性意味着技术在人类具体的实践操作中所要发挥的作用。参见包国光:《海德格尔生存视域下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36)参见孙江平、吴文清:《道德物化理论会演变为“技治主义”吗?》,《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年第11期。
(37)参见[白俄罗斯]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张行舟、闾佳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38)参见方兴东、严峰:《网络平台“超级权力”的形成与治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4期。
(39)参见董石桃、范赛果:《技术执行的结构整合:数字化监督体系运行的逻辑分析》,《学习与实践》2024第4期。
(40)See Rik Peeters、Marc.Schuilenburg:Machine justice:Governing security through the bureaucracy of algorithms.Information Polity,2018(3).
(41)参见刘璐璐、张峰:《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哲学思考》,《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42)参见宫志刚:《历史交汇期社会风险防控与警务战略转型》,《公安学研究》2018年第1期。
(43)所谓技术功能的可供性,指由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行为。具体到本文来看,技术功能的可供性是指技术给警务实践活动所带来的各种可用功能。
(44)李伦、黄关:《数据主义与人本主义数据伦理》,《伦理学研究》2019年第2期。
(45)参见杨磊、许晓东:《市域社会治理的问题导向、结构功能与路径选择》,《改革》2020年第6期。
(46)参见刘于思、闫文捷:《永恒悖论:数字新闻的创新困境与ChatGPT的技术解决主义陷阱》,《全球传媒学刊》2024年第2期。
(47)参见周翔:《算法规制如何场景化》,《东方法学》2024年第2期。
(48)参见[美]杰夫·科尔文:《不会被机器替代的人:智能时代的生存策略》,俞婷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D631
引用信息:
[1]翟岩,周婧.警务技术化的概念语境与技术解决主义陷阱[J].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5,No.211(05):56-68.
基金信息:
2022年度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项目“电信网络诈骗中黑灰产业风险识别与治理研究”(黔教合KY字[2022]34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