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刊立足公安学学科,鼓励跨学科及交叉研究,以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全球安全治理及平安建设等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刊发具有前沿理论、权威观点、战略思维、国际视野和现实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旨在推动公安学理论创新、加强理论指导实践,促进中国特色公安学学科体系建设,助力构建中国自主公安学知识体系,促推公安工作现代化。常设栏目有:“新公科”研究、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平安中国建设、犯罪学研究、法学研究、警务现代化研究等。
算法证据走向司法实践化的路径，存在技术权力与证据权利间的张力。算法证据蕴含着权力与权利的二重性，使得技术向权利转化的经过需经历司法逻辑的正当性证成。正当性证成的证明对象，包含算法证据的概念揭示与算法证据的体系定位两个方面。算法证据是秉持人类的主体性理性，推导出算法证据是计算机程序仿人脑对海量电子数据处理生成的证明案件事实或信息的有价结论。从防止技术自动化决策颠覆人类判断的视角上看，算法证据的定位，应嵌入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的证据体系定位。从弥合传统证据理论与新型算法技术间的视角上看，算法证据的规则，应以尊重技术权力的扩张与法律权利有序性展开为宗旨，以算法证据客观合法、算法证据关联、算法技术评估、算法证据排除、算法证据开示、算法证据质证进行体系性构建。
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行使，是消解危机治理紧迫性、非预期性与法治有限理性之间张力的硬抓手。现有研究表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受到个体能力、组织制度和外部环境多层次影响，其有效性依赖于对基层应急管理人员进行系统性赋能。一些地方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控制与自下而上的避责两种逻辑，其根源在于个体能力、组织制度保障与外部环境支持不足，导致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出现不行使和过度行使并存的极化现象，滋生了责任“上推下卸”的官僚主义、“目标替代”的教条主义和“一刀切”的懒政怠政问题。为提升自由裁量权行使效能，亟需从个体能力、制度保障和外部环境三个层面，对基层应急管理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系统性赋能。
在劳动领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然要求，然而现有研究对此关注不足。本研究基于36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系统考察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核心品质在劳动领域发挥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机制。研究发现，人民主体性是实现高成效“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的必要条件，而党的领导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通过组态分析，研究识别出四条促成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高成效的路径组合，分别为：数智赋能驱动型、法治建设引领型、源头治理主导型和多元共治协同型。这些路径组合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劳动领域的实践提供了多样化选择。理论上，本研究深化了对新时代“枫桥经验”跨领域运用适应性的理解，拓展了其理论内涵；实践上，研究结果为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和实践指导，对完善劳动领域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犯罪预防政策的研究显得尤为紧迫。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老年人犯罪的“多元共治”预防体系，各要素之间实现了有效协调与运转。然而，该体系在“社会要素”嵌入的深度与广度方面仍有待进一步优化。结合当前主流的情境预防与综合治理模式，我国老年人犯罪预防体系应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在预防老年人犯罪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构建以老年人为核心的社区防控网络，并适当调整刑事司法政策的关怀方式。通过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应对当前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退休政策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提升老年人犯罪预防的整体效能。
对智慧警务技术赋能治安风险治理的既有研究陷入了“警务技术到底是治理风险还是制造风险”的二元困局。从“技术嵌入—组织吸纳”视角对智慧警务技术赋能治安风险治理的内在机理、实践困境和改进对策进行研究，发现智慧警务技术与治安治理组织在结构、价值、动力和逻辑四个层面进行互构。当前的实践中存在价值整合偏误产生治理次生风险、制度性迟滞降低组织结构变革速率、组织和组织影子深度融合中的动力供给失衡、相关性逻辑中的数据隐匿和算法阐释困境等实践困境。提出从建立价值纠偏机制防范次生风险、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赋能结构变革、以风险认知的伙伴型关系保障动力供给、以数据采集和机器学习协同推动相关性算法升级等方面进行改进。
公安工作现代化是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与发展目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则为新时代公安工作现代化提供了发展动力与重要抓手。从时间脉络、场域变化、人的演进、机制运行等维度分析公安机关战斗力的性质，可以有效消除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的制约因素，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的实践价值。未来公安机关需要积极从新警务理念、新运行模式、新技术装备、新管理体系等维度探索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的实践路径，实现警务新质态，从而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进程。
<正>《浙江警察学院学报》常设“新公科”研究、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平安中国建设、犯罪学研究、法学研究、警务现代化研究等栏目,并根据公安工作现代化、平安法治中国建设、社会安全与风险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开设专题栏目。2025年重点选题方向为: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平安法治建设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公安文化建设研究;围绕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学理阐释、理论创新、实践案例研究;探索“新公科”理论与实践研究,推进中国自主公安学知识体系构建;
自动化行政处罚较早运用于交通安全执法工作中，这一具有高效性、公正性、规范性的执法模式推动了交警非现场执法的大规模铺开，引发了交通治理的深刻变革。随着自动化行政处罚在交通安全执法实践中不断深入，技术的两面性逐渐凸显，其在应用过程中亦伴随着设备设置不科学、引发错误立案、机器替代人类主导裁量、送达形式扩大“数字鸿沟”等一系列风险。为此，有必要保证自动化行政处罚系统恪守辅助性地位，由“人”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建立统一的自动化行政设备强制性应用标准、加大行政主体对机器错误或重复处罚的监督干预力度、分类确定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的人工干预模式、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等举措，真正推动自动化行政处罚将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技术变革与数字治理同频共振。
犯罪排行是认识国家犯罪治理形势的重要载体，在实践中已有初步探索，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从理论属性上看，犯罪排行是犯罪统计的量化分布，不仅反映了犯罪现象内部结构、类型与罪名的变化，也反映了犯罪治理主观意愿、资源、方式方法的转变，是犯罪治理的重要内容，对犯罪治理的战略决策有深远的影响。我国当前的犯罪排行研究虽已起步，但理论认识仍然不足，如未较好区分犯罪排行与犯罪统计、犯罪分层等的关系。从犯罪治理意义上看，犯罪排行实际上是一个兼具知识面向与权力面向的存在。未来应当找准犯罪排行的治理定位；丰富犯罪排行的计量依据，在现犯罪统计体系之外探寻更加多样化的犯罪计量手段，通过“平均犯罪”的概念补足犯罪排行自身的理论局限性问题；明确犯罪排行的最终目的，借助犯罪排行推动体系化犯罪白皮书的发布。